查看详情>> 作为一名管理者，自学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自学有两种基本形式：从实践中学和从书本中学。后者要求人们读书。然而该读一些什么书才能够提高管理水平是一个困扰管理者的问题。 最好的读书方法就是带着问题去读书。当然，也有些人读书没有任何的目的性，例如消遣。虽说没有没有目的，还是有目的，其目的是打发时间（kill time）。管理者没有时间去“打发时间”， 因此他们需要有目的、有重点的读书。 管理者的基本任务包括：经营与管理。经营是如何将生意做大，管理是如何把组织做强。经营的核心是买卖，管理的核心是人才。德国博世公司称之为：target（标的 - 结果） and staff（员工 - 人才）。 企业需要做好：变革管理；财务管理；人才管理；创新管理；团队管理；公关管理；决策管理；客户管理等等，等等。完成这些管理的任务的是人，即管理者，他们需要特殊的知识与技能。结合管理者的任务，向大家介绍十本“费劲儿”的书。我用一个简单容易记的方法，（注：实际不止十本）帮助大家记住这十本书的名字。只要你能够从一数到十，即可记住这十本书的名字。因为该书的第一个字与这些数字相联。在此，我做一些文字游戏。所以大家莫见怪。

查看详情>> 读《史记》（货殖列传） （2013.08.02） （注：因看到中国企业家社会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相对于“官本位”他们为二等公民，常常感到愤愤不平，特行文为企业家正名！我也相信，商人中有不法分子，但那只是商人中的败类。商人，企业家一定要自重） 管理“十三经”的最后一部经典著作，《史记》需要多花费一点时间了解。这也是运用全部“十三经”的内容指导你经营管理最重要部分。 作为一名管理者，掌握一点历史知识是必要的。但是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历史专家。读《史记》实际只要求你读懂其中一篇文章，即《货殖列传》。货殖，以财生利，致富之道。太史公写《货殖列传》是为了将经商的智慧传承下来，为后人提供“齐民之术”。这也是我倡导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的理论根据。我拟用三到四个篇幅来介绍《货殖列传》的内容。分别为“正名”，“诚一”，“无息币”及“其它”。 太史公写《货殖列传》目的之一是为经商者正名。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商人历来名声不好，但是此“声名狼藉”并非在秦之前，而是在汉武帝之后。从《货殖列传》记载中可以看到，秦始皇对待商人是极为尊重的。乌氏【地名乌氏（支）县】倮（音：踝）以放牧为生，巴寡妇清，以开丹矿（汞矿）为业。他们连个姓氏都没有，却可以被秦始皇请到朝廷”与列臣朝请”。“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寡妇清死后，秦始皇为其“筑女怀清台”，即为其修坟造墓，可见秦始皇对商人的尊重。当今社会，如不尊重企业家岂不连秦始皇都不如？ 商人地位江河日下始于汉武帝。因其酷爱战事，好大喜功，频频发动战争，导致国库空虚，遂强令实行“告缗令”，（即邻居揭发有钱人）导致商贾大家纷纷破产，从此以后商人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与昔日的辉煌。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千多年。 伴随改革开放，生意人，企业家的地位在上升中，但仍然与官本位相距甚远。要想发展经济，必须像太史公那样为商人正名，为企业家正名，为一切从事商业活动的劳动者正名！。 西方的经济学家中，只有萨伊和熊彼得看到了企业家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德鲁克将二者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著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我在后续的文章中为你推荐）他肯定了企业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贡献。 电视剧《乔家大院》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片段。乔致庸在山西龙门贡院门前与哈芬的一段对话。乔致庸说“历朝历代，皆视商人行商为洪水猛兽，实在是大错特错。要解今日山西万民之苦，就得重商...要万民兴业，就得行商。”由此可知经商是使民安居乐业的根本。 经商是商人的本分，也是商人的社会责任，因为“商旅不行，则货不能通南北，物不能尽其用，民不能得其利。民无利则不富，民不富则国无税，国无税则并不强，并不强则天下危。”由此可知经商是强国固本的大事。 商人、企业家要加强自身的队伍建设，提高自身的素质，要行的正，做的端，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不要授人“无商不奸”的口实与把柄。 下一篇中，我将与大家分享成为百年老店的秘密。

查看详情>> 我之所以被邀请到这里来讲话，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那是2008年，为了迎奥运，媒体大肆宣传学外文。打开电视，在记者的诱导下，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与此同时，电视的字幕充满错别字，广告乱改成语成风，所谓“历史剧”中半通不通的对话，人物的称谓混乱：称对方父亲为“家父”，自己的妹妹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惨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发写了那篇文章。 现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个极端，强调学中文、弘扬传统文化了，就要压缩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学中文和学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须首先声明，我主张学好中文绝不是与外文相对立，也与现在以传统文化抵制所谓的“西化”无关。更不赞成那种让小孩子穿着古装读《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做法。现在讲讲我对学中文的看法，并且与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学中文的经历。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一个中国人除非生长在外国，从小就学那一国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国的文字为母语，如果那是英语，那么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语水平有很大关系。 中文（我这里指的是汉文）有两大特点： 口语与书写文字是两套，这是汉语对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说来最难学之处，等于要学两遍。所以普及比较难。好处是虽然方言非常复杂，文字是统一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归功于秦始皇的“书同文”。不像印度，由于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现在还得用英语为官方语言。既然是中国人，说话已经不成问题，“学文化”就是从识字开始。能正确地读、写、用多少字和词就成为衡量基础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另一特点是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汉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应该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设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级），其毕业生应该能写通顺的白话文而极少错别字，初中毕业则应掌握常用的成语、典故而不出错。能流畅地阅读一般文学作品，有进一步提高的自学能力，这就算有了文化基础，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包括外文，那是个人的选择了。所以现在乱改成语是对中文极大的破坏。 个人的经历：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师或者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说再跟下一代比起来的话，我们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这个情况很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随便聊天的时候说到了一些高层的丑闻，里头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有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一个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墙有茨出自《诗经》，开头就是：“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 “墙有茨”就隐喻宫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丑事。过去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一般爱用隐喻。而对我们这一代人，这是一个很寻常的比喻。那位教授年龄比我大约小六七岁，也就是说他是在1949年以后上的中学。在他看来，只有他那样的古诗词专家才懂，一般人，特别是学外文的，怎么居然还懂这个词？这说明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这代读书人一般常用的，在现在的这一代人就成为专业知识。这还不是年龄的“代”，而是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因为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初访美国，遇到台湾来的学理工的年轻人，谈吐就与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差别。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校和自己乱看书。我只是一个个案，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1.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春眠不觉晓”，那是我3岁的时候，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这首诗，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我知道，你们请叶嘉莹先生来讲过，她是主张吟诗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我到现在想起“春眠不觉晓”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滕王阁序》后头的两首七绝，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调，像唱歌一样，现在还会唱。 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调，与湖州调完全不同。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就跟唱歌一样，而且对音韵、平仄什么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连有的韵脚都不对。前两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好像常州的吟诗已经申请联合国非物质遗产，大概常州有一些诗人和文人特别积极去争取申遗，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吟诗的特点。还有朗诵文章，也是有调子的。（后来据徐冬梅老师说现在正在申遗的是整个中国的吟诵，不是常州单项） 我大约五岁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让我念《论语》，只是挑一点，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就让你知道一点。 有一段经历虽然比较短，对我影响却很大。在我初中的国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选自《资治通鉴》。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郭子仪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兴趣，于是对《资治通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资治通鉴》是怎么样的一套书。特别是小学课本就有“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来作者就是这个司马光！更加好奇想看这书了。碰巧，我父亲有一位朋友家里头藏了很多线装书。我现在已经忘记具体情节，他怎么知道我想读《资治通鉴》，总之他对我非常嘉许，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资治通鉴》（可能他正好要搬家），我还记得是好几排木匣子摞起来，大概是很好的版本，当然现在早已没有了。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没事，就开始出于好奇，真的从头一本一本地看《资治通鉴》。其实也不见得都懂，挑着看。书里每隔几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马光的评语，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因为《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它得称臣，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个传统。《史记》里头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 吗？我忽然兴起，一段一段把那个“臣光曰”抄在一个本子上，同时也作为练毛笔字。但是为了要说明他这一段评语说的是什么事，我就得把前头的那段历史事实用自己的话做一个简要说明。 这样抄了一段时间以后，被我们家的一位常客发现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学，我母亲对他非常尊重，称他为“郝大哥”。让我叫他“郝寄爷”，是干爹的意思，不过不是正式的。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头儿，但他事实上大概不到50岁。他非常有学问，什么都会，从前有一种全科的中学教员，从数理化到国文英文都会教，缺什么老师都能补上去。当然他英文发音不好，全是自学的，但是文法讲得特别清楚。他还会中医，我们家人小病都是他给开方子。最重要的是国文，他的旧学底子是非常之厚的。但是由于他恃才傲物，好顶撞领导，所以在一个单位呆不长，经常失业，相当潦倒。他一失业就常来我们家吃饭。我最爱听他讲话，有一肚子掌故，外带发牢骚、骂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笔记本，突然对我写的史实概要很欣赏，他说你的概括能力很强，觉得孺子可教，说了一句 “可以与言《左传》矣”。于是乎他就开始主动教我《左传》，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左传》产生很大兴趣。因为《左传》从文字来讲，跟《资治通鉴》很不一样，它太简练、古奥，以我当时的程度要是没人讲解，是很难靠自学读下去的。他给我讲也是选读，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像讲故事一样，特别生动，而且常使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疲于奔命”这个成语典出何处？ 《左传》里头有一个人叫申公巫臣，他是楚庄王底下的一个官，名巫臣，“申”是他的封地。他地位并不高，但是点子很多，给楚庄王出了不少好主意，对楚庄王成就霸业有所贡献。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到处征伐。有一次灭了陈国。这个陈国有一个大美人叫夏姬，据说她青春永驻，无论长到几十岁永远“望之如二十许人”。那些公侯们打来打去，争夺她也是动机之一。所以她转嫁了好多国。楚庄王灭了陈国以后，也想把这个夏姬娶过来，巫臣就劝他说，你本来伐陈是“伐不义” （霸主总要给对方安个什么罪名，才师出有名，我忘了陈国是因何获罪），光明正大，如果你把夏姬给娶过来了，这不显得你是为了私利嘛，那你在道义上就站不住了。那个楚庄王确实有雄心壮志，就听了他的劝告，没有娶夏姬。他的弟弟公子子反也想娶，巫臣又劝他说，这个女人不祥，是个妖孽，你看她嫁了几个国家，亡了几个国家？。于是子反也听了他的，没娶她。最后这位老兄自己带着这个夏姬私奔了，一下子跑到晋国（其中还有一些曲折的情节，不详细讲了）。另外他因为别的事得罪了楚庄王另一个弟弟子重。那两位公子气得要死，要求楚庄王向晋国要人，诛杀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求引渡。那楚庄王到底是一位霸主，比较大度，说巫臣也算立过功的，给我出了很多好主意，就算了罢。不久，楚庄王死了，楚共王继位，子重、子反两位公子权力就比较大了，还是觉得这口气非出不行，于是把巫臣还留在楚国的家属全给杀了，包括他的旁系亲属。巫臣知道后很生气，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叫你们两人“疲于奔命”而死，疲于奔命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他怎么做到呢？他就今天撺掇晋国联合吴国跟楚国闹事，明天又挑拨郑国寻衅，不断骚扰楚国各个方向的边境。他本来就鬼主意多，弄得这两位公子在国境内外来回奔波，“一岁七奔命”，就是一年里头七次出国，或是到边境。现在交通发达无所谓了，但是在他那个时代这么一个跑法，那是吃不消的，非累死不可。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好玩，而且那个申公巫臣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特逗，还有很多有趣的事。 这样，我对《左传》越来越感兴趣，郝寄爷其实教我的时间并不长，他找到工作就不能常来了。但是他的启蒙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不仅是对《左传》，而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来了。至于下决心通读《左传》，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实际上也还是一知半解，并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还得看注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最早，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古典的东西，而且是当时那样年龄的孩子一般比较少接触到的。我举这段经历是要说明一种自然的熏陶，也没有人逼着我去这么做，那位郝寄爷也不是母亲请的家教，专门教我念《左传》的，并没有这样的意思。自然而然地给碰上了，也算是我的幸运。这也形成我一种学习的模式，后来学外国文学也是一样，常常是由于一个篇章，一个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处，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兴趣，然后再四处开花，延伸开去。 我父亲是留学生，先留日后留美，他有一些我们认为很“洋派”的朋友。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就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自然英文程度下降。我父亲的“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主要为了学好外文。我父亲对此略有动心，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他可以说流利的洋文但是他毕竟还是中国人。外文以后可以补，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也认同她的看法。 2.学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这样一所十二年完整的学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其他方面这里不讲了，只讲中文教学。它对中文特别重视。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学课本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第一课就是“小猫叫，小狗叫，小弟弟哈哈笑”。但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我最初读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琅琅上口，很快就会背。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汉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许不完全按朝代排序，还有按难易排序。老师在课堂上重点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做一点提醒，自学就行，挑几篇将来考试的时候要考的。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国文老师的理论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话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简练，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 除了国文课之外，另外还加了“经训”，这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论语》，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学》和《礼记》，初三是《诗经》，高一是《左传》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国文学史”，这是国文课以外的。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冬烘的老头儿，据说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们《小学》《尔雅》《说文解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准备考大学了，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根本就听不进，他在黑板上写，我们在底下偷偷干别的，或者做数字习题或者做英文练习。所以应该说我对于说文解字一点没学进去，但是高二的中国文学史那个老师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每个朝代都挑一点东西讲，而且讲很多野史里头的东西，我们都听得兴趣盎然。 这样说起来洋洋大观，好像读了一大堆古文，四书五经，其实我们只读了三书二经，还只是挑着念一点，不可能像前人那样从头到尾每一本都念。但是这样浅尝辄止跟没有接触过是非常不一样的，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有用的，我们对成语、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古代读书人的这种境界、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好玩的、很美丽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或是老朽不堪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归功于老师，不管我家里头碰到的还是在学校碰到的，那些老师我想起来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模范教师，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教什么他自己非常投入，特别欣赏。他（或她）给讲一首诗的时候，自己就先摇头摆尾欣赏得不得了，甚至于自己就感动得都要落泪的地步，你就跟着她一块欣赏，一块儿感动。而不是为了将来要准备考试，我必须要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有人说“五四”以后文化断裂，我觉得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觉到是没有断裂的。 3.课外乱看书 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幼儿文库、少儿文库、中学生文库，是我最早的课外读物，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特别是其中有讲成语、谚语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读物。 我家其实藏书不多。一般人以为我算出身“书香门第”，一定家藏万卷书，因此有广泛阅读的条件。其实不然。由于住房一直不宽敞，我父亲没有自己的书房，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我父亲陆续买了不少书都放在办公室，说以后给我。但是他1950年调北京工作时全部捐给了天津图书馆，我根本没有见到。我较早的乱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两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个壁橱，堆满了各种新老书籍，没有整理。我没事就钻进去弄得灰头土脸，着实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书。从武侠、神怪到红楼梦、到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读者》，还有翻译小说：福尔摩斯、大仲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乱”翻书，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剥，没人管，也没人指导。不过每遇有趣的东西、或有心得，就与年龄相仿的表姐们交流、传阅，乐趣盎然。那个时候还接触到一些新文学，有些杂志里的作品，我感到很新颖，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 到高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是同学中互相传的。例如有些笔记、小品，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的藏书，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在当时就有点属于“少年不宜”了。 我们那时学习比较宽松，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我主要是养成了“读字”的兴趣，不一定是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都要看一看。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 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后来不论怎样从事“西学”，周游列国，或是强制“思想改造”，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过去是不自觉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识到什么叫“文化底蕴”。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 读文章、诗词，不是读字典，必然包含着思想、情怀，或者至少表达某种意境吧？那么我从这些古文中受到什么感染和影响呢？今天不说外国的或现代的东西，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我觉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那些东西。有一些传统道德是自然而然贯穿在家教中，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等等，这不是从书本里头学来的。今天回头来看，读的那些中国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我所生活的时代经历的战乱特别多，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内忧、外患。我成长的最重要的时期是抗日战争。所以文天祥、岳飞、辛弃疾、陆游等的作品必然特别往心里去。像“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总之是痛感国土沦丧，总是想着要恢复国土是吧？还有杜甫写离乱的诗，等等。这个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讲了。 2.厌战、渴望和平。中国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从来战乱不断。所以文学作品中这方面的内容很多，而且很动人。我小学六年级最早读到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就有一种感动。还有像“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作者曹松不太有名，全诗也很少人记得，但是这句话流传千古，因为太写实，太深刻了。很久以后，我见到一本加拿大作者写的小书，题目直译是《将军们死在床上（GeneralsDieinBed）》，意思就是在战争中战死沙场的的大量是普通士兵，而将军们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得以死在病床上。有人问我，对这个题目有没有恰当的译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后来这本书是否有中译本，我不得而知。 还有两句名句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当年程砚秋曾经排过一出戏，就叫《春闺梦》，用的就是这首诗的意境，一位少妇思念远征的夫君，梦里相逢，其实他已经战死了。程砚秋是京剧演员中最有思想的。他是在抗日胜利后四十年代后期排这个戏，但是被国民党给禁演了，因为那时已爆发内战，这种反战剧影响士气，不利“剿共”。到了新朝，他又想演这出戏，还是没有被批准，因为在“斗争哲学”统治下，“和平主义”自然在批判之列。从古到今，普通人受战争之苦，追求和平，与统治者的野心往往相左。 最使我动心，对战争的残酷表述得最深刻，反战最彻底的是《吊古战场文》，那也是我在中学时期读到的：一开头就气势非凡：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作者感叹“伤心哉”！紧接着就问是秦、汉还是近代？其实都一样。以下大段文章历数自古以来的有名战役，想象战场的残酷和惨烈景象，结论是，秦起长城，汉击匈奴都使生灵涂炭，因此“功不补患”。把那些帝王的“丰功伟绩”都给否定了。最后一段有几句简直是撕心裂肺，我永远难忘：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老百姓活着的时候得到过什么恩泽？现在他们犯了什么错，就这么给杀死了？而且“其存其没，家莫闻之。人或有言，将信将疑”，“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就是说家人对他们的生死还不明，连吊祭都不知到哪里去吊，死者不知魂归何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境界？最后只能归之于命，从古就是这样，“为之奈何”。这篇文章对一切征伐否定得非常彻底。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今王侯的功名都建立在百姓的白骨之上，而他们是享受不到胜利成果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血泪之作，是对“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好的诠释。 3.民间疾苦 民间疾苦其实和战乱分不开，老百姓除了赋税之外，还有一项沉重负担是服徭役，就是征兵，或者劳役。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是教科书经常选的。我现在想着重提的是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有好几十首，每一首诗都是讲一种人的疾苦，主要是手工艺者或者农民，写社会的各个方面，覆盖面极广，而且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和宫廷、权贵的那些穷奢极侈享受作对比。作为诗，文章非常美，在形容各种美丽的东西的时候，既写实又浪漫，想象力十分丰富，然后最后总有点睛之笔，点出他要表达的感慨和悲愤。 我稍微用一点时间以《缭绫》为例，这是我特别欣赏的《新乐府》诗之一。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这四句开头就不凡。你想像一下，月光下的瀑布，哗！一大匹白缎子挂下来，接着是“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不是完全素的绸缎，而是有本色花的织锦。然后接着是什么呢？就是宫里来加工订货了：“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就把一匹白绫子给染成绿的了，“天上取样人间织”，该有多美！花色织好以后，就要做成衣服了。这里第一次点出： “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就是谁来穿？是皇宫里的宫女。谁来织呢？是江南贫寒人家的女子。他底下就接着讲怎么裁剪制成衣裳：从“广裁衫袖长制裙”，到“转侧看花花不定”这四句是讲制成的衣服。你就可以想像那宽袖长裙，简直漂亮极了。“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皇帝把这赐给跳舞的宫女了。但是这么精心制作的衣裳只穿一次。“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无惜心。”就给弄脏了，脚底下踩着，毫不爱惜。最后，白居易教训那些宫女：“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对这个“扎扎千声不盈尺”，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在“文革”中下干校的时候，在河南农村，那里冬天妇女都织布，还是用那种相当原始的织布机，面幅很窄，她不是用丝线而是自纺的棉线，织的是粗布，但是效率也很低，一个冬天织不了多少。我经过老乡门口，听见“卡拉塔、卡拉塔”的声音就想起白居易的“扎扎千声不盈尺”。这首诗最后结尾是：“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我举这首诗，因为它比较铺陈、辞藻丰富，那些对织锦的描述简直美不胜收，同时对“越溪寒女”的深刻的同情也跃然纸上。当然这种情况贯穿在很多首诗中。只能很简单地再举几个例子。 例如《红线毯》，也是宫里的加工订货，前半形容那地毯花色特别美，又厚又软，到什么程度？“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人踩上去整个脚就陷进去了。还有就是它大得不得了，织成跟宫里的大殿一样大，卷都卷不起来，“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想象一下：这么大一块地毯，一百个壮汉抬着它，从安徽一直走到长安，这是一个什么景象？宫里头特别喜欢，于是乎就“年年十月来宣州”，然后“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他特别的卖劲，讨好，这是“政绩”啊。最后白居易教训他了：“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个几句话掷地有声，非常尖锐。

查看详情>> 现年70岁的彼得·库尼奥（Peter Cuneo）按理说不是那种能与中国扯上关系的人，但是在这个国家他却预见到了自己未来的市场。五年前，库内奥以43亿美元的价格把当时濒临破产的漫威娱乐公司（Marvel Entertainment，又译惊奇娱乐）卖给了迪士尼（Disney），现在他来到中国展开了一次不同以往的旅程——在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帮助中国人避免自己的个人财富外流。 库内奥和包括长江商学院在内的几位合伙人正在启动一个商业和领导力培训项目，目标群是来自中国“高净值家庭”的年轻人。（以下是我对库内奥和他的合作伙伴耶利米·施内的采访内容，后者在纽约一家家族企业咨询公司担任负责人。此次采访地点位于库内奥纽约住宅区的豪华公寓内，这里摆放着他收藏的一小部分中国古董。） 这个为期六周的培训项目是中国几个旨在帮助家族企业解决接班人问题的项目之一，学费为每人64,500美元。在过去，抱有类似目的的项目均有清华凯风家族传承中心（Tsinghua Kaifeng Family Heritage Center）和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Relay China Youth Elite Association）组织，前者是一家研究机构，后者是提供给家族企业继承人的网络平台。 在中国，处于这个问题核心之处的，是一个被称为“富二代”的群体。这个词本身就折射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商业经营活动的繁荣，私人财富在这个国家的喷涌。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迅速跻身全球亿万富豪之列，其中一些人依然处在40岁出头盛年时期。然而，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传承家族企业和保护自己财富的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挑战来自与经济改革几乎同时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虽然中国的富豪往往违反政策，缴纳巨额罚款，生育多个子女，但比起过去，家庭规模还是小得多，继承人的选择因此受限。考虑到职业经理人在中国商界还无法争取到足够的信任，如果本就为数不多的几位合格继承人再拒绝接手家业的话，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 “我曾经和浙江商会的负责人谈过。他告诉我，在浙江商人的子女当中，有七成正在海外留学，可其中一半的人不希望接管家族企业。”身为“富二代”的爱德华（Edward）说。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年营收达几十亿元的房地产公司。 爱德华回想起了一位浙江企业家（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前100位的富豪）的女儿在一次私下会面时说的话：“你让我来接管企业？你让我负责一家规模如此之大的工厂？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应该在喝下午茶，逛街。那家工厂非得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第二代开始接触西方思想和商业模式，这是他们的父母几乎不曾拥有的奢侈品，这也正是导致摩擦和犹豫产生的原因之一。在一个通常需要和政府部门搞好关系来建立客户群的国家，以及当其法律本身还远远不足以使一家企业远离政府腐败或者权力滥用时，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企业家似乎不愿意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做出这样的妥协。 著名案例当属饮料大亨宗庆后之女宗馥莉。宗馥莉在加州先后完成了高中和大学学业。由于她公开表示不愿意与中国政府官员打交道，并透露自己认真考虑将其父亲的哇哈哈集团迁到国外，从而引发轩然大波。 然而，中国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结构，尤其是淘汰资源密集型产业，给“富二代”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很多继承人眼下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他们要么将关注点从家族企业转移至一个新的产业，要么顶住盈利越来越难的压力在老路上寻找继续前进的方法。 由于中小型企业更依赖于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所以这种局面对它们而言显得尤为严峻。 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玛格丽特（Margaret）说，“比如，我家在经营的稀有金属开采和处理生意便是政府极力取缔的行业之一。相比2008年，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企业还在我们那个地区经营着，关停的企业里，大多数是因为达不到国家标准。”她的父亲在贵州省的一个县里拥有当地最大的稀有金属私营处理厂。 玛格丽特指出，她的朋友曾半开玩笑地把他们这一代人的时代叫做“并购时代”。她也认识到，很多中小企业将面临着生存难题。 “这个市场的潜力已然被我们的父辈挖掘殆尽。许多资源已然在我们这个时代耗尽，”她解释说，“我们的家族企业如今该如何谋生，以及去哪里寻找新的增长空间，这将是我们很多人面临的问题。” 由于中国缺乏对这些问题的现成解决方案，一些人开始到其他地方去寻找答案。去年，接力中国青年经营协会和英中贸易协会（China-Britain Business Council）为年轻企业家们组织了一次参观英国家族企业的考察活动。 同样，库内奥和他合作伙伴的项目将邀请那些来自历史悠久的美国家族企业的高管，比如Pitcairn集团，这个多家族办公室成立于1923年，到目前为止已经传承了六代人。该项目还能让中国学员根据自己的选择，近距离观察某个行业一家美国企业高管的日常工作。 对于想法实际的中国人而言，仅仅交流接触或许还不够。“从长期来看，在这样的培训项目中建立关系会产生重要的意义，但在短期又会获得什么样的回报？”玛格丽特琢磨着，“为了物有所值，我必须了解，有哪些参与其中的美国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对中国市场的期望能够与我的情况匹配。”

查看详情>> 一说到民国，我们总想到那些闪光的名字，鲁迅、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陈寅恪、胡适、梁漱溟、蒋梦麟、钱穆、林语堂、张伯苓、梅贻琦……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当年也享受过民国的教育助学金；49年以后国家搞“两弹一星”的老科学家朱光亚、邓稼先等也都是民国教育培养出来的。 为何民国大师辈出？这问题回应的是钱学森之问。其实，社会现象和历史结局后面往往是多因一果，但必有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不妨先思考另一个问题：美国为何能够成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我的回答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回到前一个问题上来说：我们几十年为何出不了大师？我觉得主要还是自由的缺失。生命是有自由意志的，没有了自由，就没有了个性化人格，也不可能有创造，哪里会有大师？自然原理是：花盆里栽不出大树，笼子里养不出老鹰。 民国教育搞得好，主要是大环境自由宽松。 当时军阀虽混战，但不妨碍思想文化自由，社会似乎很乱：演戏的爱谈政治，政客常登戏台，军人喜弄文墨，文人常谈兵法。信仰也五光十色：蒋介石、冯玉祥信奉基督，唐生智、段祺瑞信佛，刘湘信道，陈炯明信仰社会主义……在禁锢人大脑的八股教育寿终正寝之后，延续了几千年的皇权制度也土崩瓦解，尤其是“五四”以后知识界带来了西方新的思想观念，加上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启蒙以及对几千年专制制度和专制文化的批判，使中国出现了一个自由独立的局面。“五四”的启蒙，带来科学教育的畅行，民主共和也深入人心。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学校没有忽视和放弃人文传统教育，加之民国又特别重视公民教育，这就使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三者交融，形成非常好的教育组合。胡适与陶行知把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民主教育、生活教育和社会教育思想引入中国，又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对改变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很大。比如陶行知先生提出的“不做人上人，不做人下人，不做人外人，要做人中人，要做一品大百姓”就是针对我们传统教育升官发财、成龙成凤的“人上人”价值观而言的，主张培养常人、凡人，同时针对当时学校普遍流行的对孩子管得过死过于成人化的流弊，陶行知提出“解放小孩子”的六点主张。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也对社会影响很大。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与社会改造事业也取得了很大成果。 当时也有教育部，但教育部对教育的控制很弱，教育实际上还在教育家手里。许多大学真正是教授治校，自主办学，学术自由。校长只管服务，搞不好就被轰走，校长也很有骨气，敢于顶撞领导，甚至冒犯党国元帅，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顶撞蒋介石就是一例。许多教师特立独行，一当教授更是牛气冲天，也可对校长的指手画脚不闻不问，课堂上爱咋讲就咋讲，不用担心学生告状被解职，牛人不会被埋没，也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党国对教育也不是不管，但干涉管制没有后来那么细致精密。当时的校长权力较大：可以自己设计校舍，可以自主开发课程，可以自主选择课本，可以自由聘请教师，可以不看上级脸色决定学校各项事务……蒋梦麟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时，国民党的高教司司长吴俊升的上任竟然要经过他同意，足见教育家地位之高。 党文化对学校的渗透常常受到学校的抵制，教师和学生的文化人格真正受到了尊重，学校只是老老实实地按照教育规律去做，也从不喊什么“以人为本”的口号。没听说过党国大员到来要在校门口张挂“欢迎莅临指导”之类标语的事情，也没听说过派美女陪领导吃饭迎接检查之类恶俗不堪的事情，更没听说过校长开房、教授评职称受贿之类的荒唐事。记得诗人流沙河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说他们四川金堂中学当时要请来一位党国大员讲话，结果受到学生的强烈抵制，学生们打出标语抗议，最后那位党国大员只好灰溜溜地离开。流沙河说他的老师水平都很高，国文老师甚至可以直接用英语讲课，后来去了大学教书。笔者所在中学就是当时的国立中学，著名抗战歌曲《松花江上》就出自我们学校当时的国文教员张寒晖先生之手。 民国时的教育家学养深厚，通才很多，教师也大都能教中小学各种课程，由于没有什么行政干预，更没有考试排名压力和升学压力，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教学，尽享教育之乐。大中小学之间教师的流动也很自由，没有什么行政审批和文化身份歧视，许多有名的教师都在中学混过，比如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夏丏尊等，大学也不会强求必须要有一个硕士博士的学位证明，只要能力到位，就可以上课，真是不拘一格。比如，鲁迅连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文凭都没混上，但能够在几所大学任教；作家沈从文只是一位仅仅读过小学的湘西青年，后来在北大旁听，进步很快，胡适就敢请他给北大学生上文学课。由于蔡元培倡导“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各种思想观念都可以进入课堂，连辜鸿铭这样留辫子的保皇党人也被邀请来讲学。辜鸿鸣和胡适都讲中国哲学史，观点相左，课堂上相互批判，互不相让。学生们早上听胡适的课，下午听辜鸿铭的课，课下自由讨论，很是受益。当时的学者很受尊重，文化人地位很高，不会出现40个教授去争一个处长之类的奇葩新闻。 民国朝野都很重视教育。即便在日本的铁蹄之下，民国政府和民间社会也没有放弃对教育的热情。据资料记载：截至1948年7月，民国建立各类高等学校统计共210所，在校生155036人，研究生424人，大学生130715人，专科生23897人。其中，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5所，国立独立学院23所，省立独立学院24所，私立独立学院32所，国立专科学校20所，省立专科学校32所，私立专科学校23所。翻看蒋公当时的许多讲话，很是中肯，比如1936年讲到：“做一个人，如果缺乏哲学的修养，没有做人的基础，不知道人生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所在，虽然一生温饱，苟活百岁，也是枉生一世，没有什么价值。”1937年讲到：“自动是发于内心的自觉，而内心的自觉是由于精诚的感动。”甚至具体指示部队长官学习方法：“增进学问经历最要紧的办法就是记日记。” 就是在战争年代，国立中学也没有进行军事特别教育，而是坚持普适大众教育，为国家发展进步培养人才。大学里对贫困学生设有国家奖学金，中小学一直没有停止公民教育，连四年级小学生都在学习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什么是共和一类的常识，学生们不知道政治课，只知道公民课。中学里也很自由开发多元，比如南开中学当时在墙上并排张挂着《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名流经常被邀请来做报告，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王芸生都到过该校。时事辩论赛更是家常便饭，学生们结社、演出、办墙报……这一切都是自发的，是青春活力的展示和兴趣才华的表露。党国要员的子女与贫民百姓的子女在学校里也是平等相处，没有受到什么特殊照顾。 当时，以“新生活运动”为代表的社会教育也在积极进行，目的在于养成国民的文明习惯，缩小和西方的差距。当然，国民党也搞什么党化教育，但被知识界和教育界抵制得很厉害，所以49年后出现储安平、马寅初、梁漱溟一类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当时的教师经济待遇很高，这与民国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有关。各地虽不一样，但表现出对知识的尊重。比如以上海为例，抗战之前，大学教授月薪为400 至500大洋，少的也有200 至300 元。当时一个公立中学教师的月薪有100 银元左右，私立中学的教师待遇稍低，大约在50 至80 银元左右。1927年大学教授的月薪甚至可以达到400到600大洋。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才2块大洋，普通工人15大洋，县长一个月20块大洋，而国小教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北大教授一年的薪酬就能在北京买一套房子。据陈明远先生研究，鲁迅的月薪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2万—4万元，年薪可以达到34万元。当时许多教授学者家里都顾有女佣，甚至不止一个。这样，国家利用经济杠杆就把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教育上来。学校有了人才保证，不愁办不好，因为好教育是好教师带来的。 当时的民办学校也很牛，不用担心社会身份歧视，更不用担心因为和国立学校争资源而受到排挤打压。比如张伯苓主持的南开大学和陈嘉庚投资兴建的厦门大学当时就是民办学校，到现在依然是名校，其实它们当时就很牛。那些军阀武人也很重视教育，比如张作霖在东北办大学，阎锡山在山西搞义务教育，军阀刘文辉在四川发话：“如果县政府大楼比学校好，则把县长就地处决！”这些粗人大力发展地方教育，尊重知识分子，不干涉校内事物，放权给校长，让校长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搞。当时的大学也是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去办的，成长发展很快。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曾是世界大学排位50名以内的名校，比现在的北大、清华牛多了，可惜的是49年后学习苏联模式，被肢解成20多块，成了专科院校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基地。 民国出版业的自由竞争带来高质量的教材。当时的新闻出版自由，民办报纸很多，文化产业没有后来被管得那么细。中小学教材有11家出版社在搞，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没有垄断市场的出版社。各个学校面对国编和民间编订的多套教材，有自由选择权。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出版社和一批优秀教材。我们在几十年后再现的“开明国学读本”等民国教材为什么受到热捧？关键就是质量高，文化思想的含量丰富，因为当时的许多一流学者都加入到教材编写行列中，比如叶圣陶、丰子恺、夏丏尊等，“大家”编“小书”，从源头上保证了教材质量。 当时也没有什么规模很大的学校，从民国一些老照片看，许多中小学全校也就几十号人，三五百人的学校就算大校了。没听说过有什么上万人的巨型学校和产业化的教育集团。因为人数不多，学校和老师就可以根据学生特点进行教育，能保证个性发展与人格养成。 当然，民国教育也受到传统科举教育的遗毒影响，过重知识传授，忽视人生教育，好在不断受到教育家的批判和纠正。比如张寒辉的“做人不易，唯是是宗”和陶行知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体现出教育家对人格教育的重视。朱光潜先生也严厉批判当时的应试教育：“教育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教育狭隘到知识的贩卖。学校的全部工作，几限于上课应付考试”，“做人的道理全不讲求”。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针对教育界“教死书读死书”的旧教育，提出“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的新书本教育理念，主张向自然学习，向社会学习。 民国也有全国高考统考，只是因为抗战，坚持了三年到1941年就停止了。当时的考试采取灵活的招生办法，有“保送免试”，也有高中会考。会考成绩优秀的，可直接保送上大学。一般说来，会考学生中15％的人有保送的机会。各个大学还可招“先修班”，先修班学生中50％可以免试上本校的大学，这样，高校就有很大的自主权。当时的考试科目虽然不少，但题目不复杂。如1940年全国统考是8门，其中有四门必考：公民、国文、英文、生物。另外四门，要看报考志愿，学生的选择权比较大。国家也没有什么政府认证的“985”“211”之类的重点院校，这就有效地降低了竞争，不会出现那么多被考试逼死的学生。 当然，民国一定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但能出那么多大师，一定有值得我们回望总结的价值。有人可能会说，民国教育是以质取胜，我们现在以量取胜，我们的行政化控制、流水线生产、机器化饲养、简单化评价，虽没出大师却培养出众多知识民工。不过，三百个臭皮匠，也顶不了一个诸葛亮，只有人才的高度才代表文化的高度。 我们回望民国，但民国已走入历史，我们再遗憾，也回不去了，因为历史已经过去，物非人也非了。